刘云虹：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

提要：翻译活动日益呈现出丰富性与复杂性，亟待译学界从多元视角深化对翻译及其本质特征的认识与把握。然而，在译学界对翻译本质的传统认识中，仍存在某些局限性的看法和有待澄清的困惑，并可能由此导致对翻译根本性问题的片面理解。对此，本文认为，就文学翻译而言，应从文本生命诞生、延续与发展的整个历程出发，从翻译活动所处的以自我与他者关系为中心、包含文本内外多重要素的互动系统出发去理解翻译、把握翻译的本质特征。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原作新生命的诞生、文本意义的理解与生成、译本生命的传承与翻译的成长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提出翻译最核心、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生成性，并力求由此揭示翻译活动的系统性与成长性。

关键词：文学翻译、本质、文本、生成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翻译的主流内容与形式等发生了变化，文学翻译不再是关注的重点，基于文学翻译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的传统翻译研究已经无法适应翻译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对翻译要重新定位，翻译观念与方法也应随之转变。然而，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文学的外译是必经之路。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界对中国文学外译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多方面探讨，但由于对翻译本质存在模糊的认识，对翻译方法与翻译价值的讨论往往难以切中要害。对此，我们认为，译学界应立足于文学文本的生成全过程，进一步深入认识与理解翻译的本质特征。如果像尼南贾纳（2001：122）所强调的，“翻译”一词“并非仅指一种跨语际的过程，而是对一个完整问题系的称谓”，那么，从翻译之“生”到翻译之“成”的整个过程出发，从翻译与其赖以形成和存在的文本内外多重制约因素的相互关系出发，对翻译涉及的根本性问题的整体思考或将有助于我们不断深化对翻译本质特征的把握，进而揭示翻译作为一种生命延续与拓展的存在之真。

一、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困惑

“对任何学科而言，不断认识自身和理解自身永远是其发展的必然基础和原动力，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刘云虹、许钧 2016：95）。翻译在其漫长的实践历史中不断经历新的变化、遭遇新的问题，也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对于翻译理论研究而言，这些“新”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无疑从根本上一再向我们揭示着一个事实，即翻译是一项内涵极为丰富、过程极为复杂的活动，涉及文本内外的诸多要素并深受语言、社会、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影响，对于翻译的认识与理解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而是与翻译活动本身一样，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因此，我们的翻译研究必须以对翻译行为及其本质特征的认识与把握为基础，否则，任何所谓理论思考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会导致偏见和谬误。近期翻译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对翻译的重新定位和定义，针对翻译在新形势下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不少学者从翻译本质、翻译理论研究、文化外译、翻译批评、翻译职业与翻译技术发展等不同视角对翻译的重新界定展开了深入思考。译学界的这一普遍关注正凸显出认识翻译与把握翻译本质对于深化翻译研究、指导翻译实践的意义所在。

翻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从历史上看，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学者都试图从各自对翻译的经验与研究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在某些层面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翻译的本质在于其语言转换性。中西译论中都不乏体现这种认识的翻译定义：唐朝贾公彦所撰《周礼义疏》中提到“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罗新璋 2009：1）；宋朝法云（2009：94）在《翻译名义集》自序中写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转引自廖七一 2000：100）；奈达对翻译的定义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再现原语的信息”（同上：88）。这些对翻译的定义在表述上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很大程度上都强调了翻译的语言转换过程，将语言转换性视为翻译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从原作到译作必然要经历语言上的“变易”，从形式上看，翻译的确是一种“转换”，没有经由符号转换实现的语言转换，翻译就无从谈起。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各种符号的创造、使用和转换是人类赖以认识世界的一种根本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经由转换的符号性创造，人类的思想疆界才得以拓展，人类各民族、各文化之间才得以交流与发展”（刘云虹、许钧 2016：97）。毋庸置疑，“转换”是一切翻译活动的根本手段和基本特征。然而，无论从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到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还是从一种语言的话语到另一种语言的话语，“转换”说的核心意义在于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两种语言、两个文本之间一种平移式的转变，注重翻译的表面形式和最终结果，而往往缺乏对整个动态翻译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的深入考察。因此，如果仅从语言转换的层面来认识翻译的本质，不可避免会产生直译与意译、形式与内容、归化与异化等僵化的二元对立，使翻译界长期困扰于“究竟该如何翻译？”“什么才是正确的翻译？”这一传统问题，并由此导致对文本等值与翻译忠实性等问题的片面看待。

在人们对翻译本质特征的不同认识中，除了语言转换性之外，较为重要的还有翻译的创造性和翻译的历史性。尤其是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对原文中心论的批判与反思使“价值判断式的”翻译观念遭到质疑，翻译研究转而着重考察“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过程的规范和约束机制”以及翻译作品在“特定文学和不同文学互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赫曼斯 2008：309）。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以及翻译在文学史、思想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史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翻译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历史性等根本性特征也更广泛、更深入地得以凸显。如果说，翻译是一种自我向他者的敞开，这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并且，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一种革新的力量，翻译在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中切实推动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参与语言思想文化的建构，那么，翻译的创造性和历史性以及翻译的沟通与建构功能是如何形成、如何实现的？

针对以上种种局限和疑问，我们需要对“什么是翻译？”这一翻译研究的核心命题展开更深入的思考。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翻译活动，就会对翻译的本质形成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从形式上看，翻译是一种转换；从过程上看，翻译是一种选择；从功能上看，翻译是一种沟通；从目标上看，翻译是一种建构，等等。而倘若我们在综合考察翻译的形式与内容、过程与要素、内部机制与外部影响的基础上，将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存在方式来看待，那么可以说，翻译最核心、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生成性。翻译的生成性关乎文本生命从诞生、延续到发展的整个历程，也涉及翻译主体、时代语境、自我与他者关系等作用于其间的翻译活动全过程。

二、原作新生命的诞生

翻译的生成性首先在于翻译之“生”。翻译因“异”而起、为“异”而生，翻译的缘起和必要性都在于一个“异”字。首先是语言的差异，就像德里达（2005：18）所言，巴别塔的故事喻指的是“语言混乱的起源”，是“习语不可简约的多样性”，因而也是翻译的“作为不可能性的必要性”。语言的多样性不仅存在于语言之间，也体现在语言内部，对此，德里达（2001：22）有明确认识，“即便在我们自己所说的语言内部，比如我所说的法语，也可以说存在着内部翻译的问题。法语中存在着有许多意义的词，也存在着一些意义无法确定的词，本质上，我的整个工作一直被尝试思考翻译及我所继承的其他语言中那些具有几个相互矛盾意义的词所标识”。语言无处不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最直接地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我们知道，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涉及文本内外的多重要素，除了语言的差异，从译本生产到传播的整个翻译过程还要遭遇并面对来自世界、思维、传统、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差异。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中，傅雷（2009：623-624）对翻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能遭遇到的各种“异”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出十一个“不同”：“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可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内外的多重差异，而世界只有在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才能得以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翻译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不可或缺性，翻译的目标与价值正在于打破隔阂、促进思想的沟通与文化的交流，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翻译因“异”而生，但翻译并非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单向结果，从另一个方向来看，翻译的沟通与交流功能决定着，翻译之“生”同样是应语言、文化的成长与发展的呼唤而出现。“每一种语言都在孤独中萎缩、贫瘠、停滞、病态”，正是通过翻译，“一种语言给予另一种语言它所缺乏的东西，而且是和谐地给予，语言间的这种交叉保证了语言的成长”（德里达 2005：18），这就意味着，一种语言如果没有与其他语言发生交流，没有从其他语言中得到补偿和丰富，那么它将无法获得成长、丰富、发展的力量，无法在“永恒生存”与“无限再生”中享有一种健康的存在，甚至将在贫瘠中萎缩，在停滞中消亡。从根本上说，语言与思想、与生命的存在息息相关，因此健康的状态、成长的动力与永恒的多样性对语言而言无疑是一种本质的需要。语言无法在孤独中生存与发展，同样，自我封闭、与他者文化相隔绝的文化也是不可想象的。从历史来看，人类文明正是在相互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发展的，对一个民族而言，唯有不断更新、不断创造，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其文化的发展与延续，而更新与创造的动力同样直接来源于不同文化间的深刻交融。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维护文化多样性、谋求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已越来越得到认同与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世界各民族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他（习近平 2014）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就文学翻译而言，一部好的作品必然呼唤翻译、等待翻译。法国著名文论家朗松（1992：486）曾非常深刻地指出，“人有生命，书也有生命。活着就要变化”。朗松关于生命的观点不仅对文学批评意义非凡，对于我们把握翻译的生成本质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只要我们承认作品是一种生命的存在，那么延续和发展就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作品的必然诉求。布朗肖（2015：334）在《未来之书》中这样说，“大写的书就如此，谨慎地呈现于‘生成’过程，反过来，‘生成’或许就是大写的书的意义，意义或许又在循环地生成”。可见，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生命的敞开和生成，或者，作品在其生命的敞开和生成中获得意义与价值。而在翻译中，译文源出于原文，与原文之间具有必然的血脉亲缘关系，这一翻译伦理所决定的事实表明，译文经历语言层面的“脱胎换骨”，以新的形式，在新的时间和空间里呈现出作品新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一旦被翻译，作品就进入了新的生命历程，开启其“来世的生命”，翻译是作品生命延续的一种根本性方式，因为“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本雅明 2005：5）。

从哲学层面看，翻译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的，所谓的“不可能”是指“完全同一”的不可能。而译文与原文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一关系必须以翻译伦理为保证。但这种伦理诉求下的亲缘关系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直接导致了翻译的附属性或第二性，译文往往被认为是对原文的描摹或复制，是原文“苍白的影像”和“回声”（Berman 1995：92），当下中国批评界仍有声音将翻译称为“影子”（李建军 2014）或“象征性文本”（李建军 2013）。对于如何掌握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真实关系，本雅明（2005）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有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其来世生命中—如果不是对活的东西的某种改造和更新的话就不能如此称呼之—原文经历了一次变化”（同上：5-6）。不难看出，本雅明的这番话至少揭示了两个重要方面：首先，作品是一种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存在；其次，翻译必然是对原文的某种改造和更新，以成就其来世的生命。因此，正如德里达（2005：24）在解读本雅明时所说，“如果在被翻译的文本与在翻译的文本之间的确存在着‘原文’与译文的关系，那也不是再现的或再生产的。翻译既不是镜像也不是拷贝”。翻译中似乎总是存在着种种悖论，作品以强烈的异质姿态在抵抗中呼唤翻译，而翻译在“必要性”与“不可能性”的两难之中，承载着既克服差异又表现差异的双重目标。必然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译文脱胎于原文，与原文血脉相连，另一方面，翻译不断放弃原文语言这一“肌体”，超越语言形式，并力图穿越差异导致的重重障碍与困难，实现对作品生命的延续、对作品异质生命因子的传承。翻译不是也不可能是简单的转换或复制行为，在“异”的考验中，翻译的使命在于“对原文的一种馈赠”，既在生命的意义上，也在历史的意义上。

三、文本意义的理解与生成

翻译的根本任务在于文本意义的再生。奈达所说的“翻译，即译意”正是对此最言简意赅的表达。许钧（2014：50）提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刘宓庆（2001：280）认为：“翻译过程始于意义把握，终于意义表达，始终以意义为中心，一步一步推进”。可见，翻译活动首先是一个文本意义的理解过程，意义问题是翻译的核心问题。

我们知道，自从传统的语言观和意义理解模式被打破之后，语言失去其“透明性”，语言符号与语言的意义之间不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确定的、具有权威性的并可以一劳永逸被捕捉或重构的意义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阐释的无限可能性。单一的意义演变为多元的意义，封闭的文本成为开放的文本。现代阐释学认为，“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关联相脱离，并向新的关系积极地开放”（加达默尔 1999：505）。理解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对话事件，通过阅读，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形成一种问答模式的对话关系。在这一循环往复的对话过程中，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有的视界，达到“视界融合”。通过双方视界的融合，文本意义得以敞开，并为新的经验和新的解释提供可能。因此，文本意义不可能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也无法被一次性完整地获得，而是在解释学循环中不断生成、更新，处于多元的无限可能性之中。在翻译活动中，不管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本文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本文内容的理解所指导”（同上：492）。译者历史性地存在于变动不居的时代语境中，并主体性地存在于过去与现在、文本与世界的视域融合中，翻译活动中文本意义的汲取远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生成过程。

翻译被喻为“解释学的杰出的楷模”（蔡新乐、郁东占 1997：8），同样，语言多样性与翻译也是“解构所专注与关切的东西”（德里达 2001：23）。德里达（同上）曾说：“在某个既定时刻，我曾说过如果要我给‘解构’下个定义的话，我可能会说‘一种语言以上’。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翻译涉及两种语言，无时无刻不经历着语言差异性与多样性的考验，同时，翻译活动深受语言之外、文本之外的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那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所发生的东西”（同上：22），无时无刻不经历着贝尔曼所说的“异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同上）明确指出：“翻译对我来说，对一般的解构来说就不是各种问题中的一个：它就是问题本身”。译文源出于原文，就形式而言，翻译是一种彻底的“脱胎换骨”，然而，就意义而言，翻译所转换的绝不是意义的整体。翻译所力图实现的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向另一个文本的转换，似乎只能是巴别塔隐喻下的“一种差异游戏”（陈永国 2005：2）。在解构主义语境下，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的关系被彻底颠覆，在德里达（2000：74）看来，“所指概念决不会自我出场，决不会在一个充分的自我指涉的在场中出场，从本质和规律上来说，每个概念都刻写在链条和系统内。其中，概念通过系统的差异嬉戏，指涉他者，指涉其他概念。这样一种嬉戏， 延异， 因此就不再简单地是一种概念， 而是概念化的可能性， 是一般的概念过程和系统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表示“意义”的所指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无法自在也不能指涉自身，只有通过系统中的种种差别而存在。因此，意义从来不是稳定和自行在场的，而是差异运动的踪迹，永恒地处于时间上的“延异”和空间上的“播撒”之中，处于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生成之中。可以说，解构主义意义观同样向我们揭示，对于以文本意义的理解为首要过程的翻译活动而言，翻译的任务不可能是捕捉客观存在于原文中的意义并通过语言转换使之在译文中再现，意义的多元性和文本的开放性意味着翻译行为必然面临文本、意义与理解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从本质上决定了翻译活动是一个理解不断深入、意义不断丰富的生成过程。

四、译本生命的传承与翻译的成长

在对于翻译活动的传统认识中，译本的诞生就意味着翻译的完结，对翻译活动的考察与探讨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从狭义的翻译过程来看“译本是如何产生的”或从既定的翻译结果来看“译本是如何被接受的”这一类问题。然而，我们知道，翻译因“异”而生，因作品的呼唤而生，也因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诉求而生，翻译的使命是在新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空间里赋予原作崭新的生命、打开原作所承载的一段语言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崭新历史。也就是说，翻译与作品生命的延续和传承息息相关，并且，作为作品“来世的生命”，翻译本身也是具有建构力量的一种生命存在。对于“作品与生成的秘密”，布朗肖（2015：330）看到，书是“既存在又运动变化的作品”，是生成过程的一个载体，并反过来经由生成的过程而铺展开来，因此对于“大写的书”，写作的结束远非作品的完结，相反，“结束即作品的起点、全新的开始”（同上：334）。同样，只要我们从作品生命传承的意义上来理解翻译，那么，译本的诞生也远远不是翻译过程的完结，而恰恰是在“异的考验”中翻译成长历程的开始。翻译的生成性不仅体现于翻译之“生”，同样体现于翻译之“成”。

首先，翻译之“成”在于译本生命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不断的延续、丰富与传承。关于翻译，一直存在“只有不朽的创作，没有不朽的译作”的说法，倘若撇开翻译“附属性”的成见不谈，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不朽的译作”意味着理想的范本、翻译的定本，那么究竟是否存在不朽的、理想的翻译定本呢？许钧（2007：19-20）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指出“定本”至少包含三种意思：首先，定本“无论就理解而言，还是就表达而言，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其次，定本“可以超越时间，无论哪一个时代，只以此译为定译，不必随着时代的变化、语言的变化、读者审美情趣的变化而对译本有所修改，定而‘不变’，一劳永逸”；再者，定本“是一种理想的范本，以此为‘准’，定而为‘本’，原作的‘本’被译本的‘本’取而代之，一切译作皆要以此本为本”。事实上，翻译理论的深化和翻译实践的发展都告诉我们，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一个语言、文化、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选择与生成过程。这些因素不仅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形成翻译赖以产生和生存的错综复杂的目的语接受系统，对翻译活动产生制约，并且无一例外地被烙上深深的时代印记，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因此，翻译不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复杂过程，也是一项深受变动不居的时代因素影响的历史性活动，译者的“可为”空间并非仅仅在于主体层面，而是从根本上被限定在一个“有限可能性”的范围内。梅肖尼克（Meschonnic 1973：310）之所以提出“翻译的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正在于他深知“每一种语言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性，不可能与其他语言文化具有完全对应的同时代性”，也因此看到了复杂的时代因素对翻译活动的根本性制约。这就意味着，翻译要在新的语言系统、新的文化语境中具有生命力，就必然不断遭遇多层面的矛盾和冲突，接受各种“考验”，必须通过适应、对抗、妥协等阶段性策略来寻求解决矛盾、化解冲突。同时，翻译的语言、社会、文化、历史等多重属性决定着，译者的“可为”空间随着时代发展而始终处于变化与拓展中，在这个意义上，译本对于原作的生命“馈赠”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只能在不断延续与更新的过程中趋向原作生命之真。因此，无论从以上关于“定本”的哪一层含义来看，翻译都不可能有所谓的“定本”，译本在其遭遇矛盾与解决冲突相交织的生命历程中始终不断更新与完善、不断丰富与成长。

译本生命的传承与丰富不仅取决于一个又一个与原作有着血脉亲缘关系的译本的延续本身，也取决于一代又一代读者对译本的创造性阅读与阐释。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并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一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无论文本意义还是审美价值，都有赖于读者在阅读中的发现与阐释。文学作品这个既是具体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与读者的联合努力下才能出现，正如萨特（Sartre 1948：68）所言，“只有为了他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他人，才有艺术”。尤其对于经典作品而言，“其独特的价值呼唤着人们去阅读，去阐释，其生命的不朽，就在于不断的阅读与生成过程”（许钧 2017）。可见，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瞬间的绽放，而在于超越时空的延续、拓展与传承。译本面向读者，每一个生命的个体、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是从自身独特的经验、情感、期待与视界出发，怀着内心潜藏的对探寻意义和寻找共鸣的渴望去阅读作品、阐释作品。在这样的阅读与阐释中，在过去和现在、文本与阐释者视域融合的无限可能中，读者发掘文本潜在的意义、赋予文本鲜活的生命，并由此与作品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塑造属于自己的经典。同时，经由读者具有显著个体性与时代性特征的阅读，译本意义阐释的可能性不断扩大，译本的价值与影响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译本也因而获得了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持久生命力。文学的经典性正是在每一次当下的阅读和阐释中历史性地生成。

其次，翻译之“成”在于翻译自身的成长。翻译，正如巴斯奈特（2008：284） 所言，“总是发生在一个连续体当中，而不会发生在真空当中，对译者而言，存在着文本的和文本之外的各种约束”。无论翻译赖以发生的“连续体”，还是翻译必然面临的约束机制，实际上都意味着翻译活动及其多重影响与制约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翻译是交流与沟通，是行动与对话，但归根结底，翻译就是建立联系，促成各种关系的发生。可以说，翻译在其可为的空间中经历了一种双重过程：做出选择的过程和建立关系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曼（Berman 1984：16）说，“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在布朗肖（2015：322）看来，“语言是一个系统，由无比复杂的空间关系构成，无论寻常的地理空间，还是实际生活空间都无法像它那样独特”，基于语言又超乎语言的翻译同样如此，它以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为中心，构建包含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文本内外多重要素的互动系统，翻译自身的存在、翻译行为的展开永远都指向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范围，并深受各种关系变化的关联与影响。只要时代在发展，翻译所赖以进行的各种关系与各种条件就同样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条件的积累和关系的发展将为翻译的发生与成长提供直接可能。翻译与时代共生，尽管也正因为如此，翻译从本质上看永远是一种生成，面向未来，面向翻译居于自我与他者关系中的无限可能性。

我们知道，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异质性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必然诉求，也是翻译生命力的根本保证。翻译因而具有双重伦理目标：既要克服差异，使翻译成为可能，又要表现差异，使作品的异质生命因子得以传承。翻译之所以被认为是一场“异”的考验，正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多重差异既从根本上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也无以复加地导致了实际的翻译障碍与困难。翻译是“作为不可能性的必要性”，似乎命定地处于种种悖论之中，德里达（2001：24）认为，“正是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同样，那些翻译的障碍和限制之处恰恰构成了翻译的成长空间。德勒兹（2012：236） 说过，“如果不进入远离平衡的区域，我们还能够进步吗？”也许，在翻译中，语言文化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同时代性的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平衡状态的疏离，就是在极限处获得成长的潜在能量。对身处自我与他者关系中的、与时代共生共成的翻译而言，“当下”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仅仅意味着未来的前一站，无论哪个时代、何种语境下的“现阶段”都是随着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随着两种语言文化间关系的改善及其带来的翻译条件的积累，极限被延伸、被打破，可能性得以拓展，翻译将在“困境”处“绝处逢生”，像德勒兹所言的块茎式生成那样，曲折迂回地寻找新的生长点，孕育出译本新生命的无限可能性，也迸发出翻译自身的创造性与建构性力量。可以说，翻译正是一个不断拓展其生命可能性、不断追求其存在之“真”的成长过程。

五、结语

认识翻译是翻译研究的出发点，而对“什么是翻译”这一问题展开理论思考的关键在于对翻译本质的把握。通过上文的探讨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就文本新生命的诞生、文本意义的理解与生成，还是就译本生命的传承与翻译的成长而言，翻译是一个由生成性贯穿始终的复杂系统，不断在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维度内寻求并拓展可为的空间，同时，翻译也是一个具有生成性本质特征的动态发展过程，以自身生命在时间上的延续、在空间上的拓展为根本诉求。翻译之“生”与翻译之“成”相互关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翻译永远面向未来、面向其存在之真的生成历程。从翻译生成的角度来认识翻译、把握翻译，将有助于我们丰富对翻译本质的理解，探寻翻译活动之所以具有创造性、历史性等特征的内在机制，也将有助于我们在深入理解翻译的动态性、系统性与成长性的基础上，用历史的目光去看待翻译理论研究与当下翻译实践中遭遇的一些问题与困惑。例如，在目前各界普遍关注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程中，如何真正从文化双向交流的目标出发去理解翻译忠实性问题？如何深刻认识中国文学外译当前遭遇的困境与未来发展的可能？如何动态地看待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切实关注译本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成长，进而有效推进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与接受？若从认识与把握翻译生成性本质的基础上，就中译外研究与实践中这些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或将对深化相关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16BYY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云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文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4期，第608-618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